华西村为何辉煌不再？
导读
饱含理想色彩的华西村从无限风光到充满争议的发展历程表明，理想就是理想，现实就是现实，把理想当现实难免会碰壁。
01
争议华西村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的华西村不断被拿出来说事。
最近，人民日报“庆祝改革开放40年基层行·村庄篇”发表了题为《致敬改革开放40年：让华西村永葆集体经济活力》的文章，表达了对华西村未来发展的期望。
然而，另外一篇文章《曾经风光无限的华西村，现在变得怎么样了》在文末的一句总结对这种期望或是当头一棒：在不知不觉中，华西村的这种厉害正在慢慢被人遗忘——不是他退步了，而是别人进步了，变得更加强大，已经不需要再仰望昔日的“带头大哥”。
那么，未来华西村的发展究竟是永葆活力，还是仅仅蜕变为不再当“带头大哥”？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回到那篇一度引发“口水仗”的10W+文章《中国最富村到负债389亿，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到底经历了什么？》说起。
这篇文章将“最壕村镇企业”华西集团的家底扒出：华西集团总资产541.93亿元，总负债389.07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68.78%，按该村3.5万人计算，人均负债达到100万元以上！
该事件发酵之后有某华西村村民站出来反击：“华西村现在负债389亿怎么了？人家王健林都承认万达负债4000多个亿。”
但不管怎么说，每每提及华西村，都不禁让人想起华西村昔日的辉煌，这个“家家住洋楼、人人开豪车的”的“天下第一村”曾经如世外桃源般代表着一代人对于美好富足生活的向往。
始建于1961年的华西村，改革开放后在原村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大放异彩，紧抓时代脉搏，上世纪70年代建设农业样板村，80年代实现农村工业化，90年代实现农村城市化，被树立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华西村的“创富神话”曾经备受瞩目：1999年“华西村”A股股票在深圳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以村命名的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农村第一股”；2005年，吴仁宝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等。
为了展现其经济实力，华西村还将全球各地的景观“搬”到自己村内，既有克隆的天安门、山海关、长城等中国经典建筑，又有法国凯旋门、美国国会大厦及悉尼歌剧院等国外“山寨景点”。2011年，更是斥资30亿元建起一栋328米高的摩天大楼，楼内仅用作装饰的一吨重金牛就值3亿元。
然而，“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曾经的辉煌有多耀眼，如今的争议就有多尴尬。
高负债率引发的争议甚嚣尘上，“人人百万富翁村变人人百万负翁村”、“从高调的首富村变为高负债的面子村”、“经得起最高的赞美，却没守住‘首富’的地位”。
02
华西村的实质
围绕华西村的争议，首当其冲的便是那篇爆红文章所揭露的高负债率。抛开此文不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一蹶不振的情况下，华西村于2015年起开始全面“脱实向虚”，向金融控股平台迈进，在华西股份新的业务版图中，实业毫无地位。打造“炫富”产业，用金钱去制造“噱头”也恰恰表明了华西村用多年来积累的巨额财富来炒楼、炒金的事实，而其精心打造的金融业则成了撬动庞大产业版图的杠杆。
诚然，高杠杆以及高资产负债率的运作是一些企业以小博大、快速膨胀的秘诀，华西村也在靠着金融投资来维持表面的平稳发展。
然而，“树不能长到天上”，杠杆的运用也是有限的，在“三去一降一补”的大环境下，以高杠杆博收益的做法犹如逆水行舟，不可避免会让华西村陷入债台高筑的漩涡。更何况华西村近年来频繁发债，有数据显示，2014-2016年，华西集团三年累计发债已达92.9亿元。
不过，高杠杆只是直接的诱因，并不意味着华西过往那种神话必然终结。
实际上，华西村政企合一模式和时代发展的脱节注定了其喧嚣过后落寞的必然。
华西村究其本质，是一个伪装成村庄的企业，一个披着集体主义外衣的股份制企业，是最为典型的政企合一模式。
与计划经济相伴而生的政企合一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确实可以在凝集人心、聚集合力、调集资源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对于华西村来说，在拥有高度权威的吴仁宝的约束下，政企合一的效用得以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华西村的经济腾飞。更何况，在那个土地、资金、准入资格等关键资源由权力主导审批的年代，通过获得权力青睐以获取资源，才是迅速壮大发展的捷径。
对政企合一和集体主义的坚持正是华西村更易获得关键资源的“法宝”。大华西村的成形、上市公司指标的获取、高额贷款的申请，无一不是华西村坚持政企合一和集体主义得到的回报。
可以说，集合政治正确与经济正确于一体的华西村，是在各种资源的倾斜下发展壮大的。
然而，政企合一的模式说到底太过理想化，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挥效用，更多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权力的执行者和私权利拥有者的“双重角色”并不能为企业和政府带来双重收益，反而带来集体资产的权属关系不清、村集体变成“无限责任公司”、经营风险大等多重问题。
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已经是改革的必须，以此换取政策倾斜的时代已经过去，华西村如今风光不再也是必然宿命。
03
华西村成就的时代特色与宿命
饱含理想色彩的华西村从无限风光到充满争议的发展历程表明，理想就是理想，现实就是现实，把理想当现实难免会碰壁。
一直以来，华西村作为集体经济的成功典型而被称颂，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样的集体主义越来越难以契合市场经济的大潮流。
表面看，生产上，整合零散的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分配上，按劳分配（工资奖金）、按需分配（村民福利）、按资分配（村民入股分红）的互补，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然而，实际上，华西村集体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产权不明晰的集体主义模式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生命力，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对增量的热情。
单一的物质条件，当年确实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固化的环境现在却使村民失去生产的积极性，丧失了斗志。村民无法享受完整的财产权，对本应属于自己的份额，不能转让；应该分到的红利，必须按村上的要求，将“大头儿”投资给企业；住着别墅、开着汽车的村民，自由支配的现金却少得可怜，甚至零花钱也是发的华西村代金券。
在这样的环境下，失去了经济自由的村民，很难被调动起积极性。而理想中坚实而安全的城堡如今看起来更像一个牢笼。缺乏流动性是华西村长期存在的问题，据《新京报》报道，和时下国内农村年轻人大规模外流不同，多年来，华西村一直保持着大约98%的年轻人返乡率。华西村还有严格的入村规定：先由企业推荐，再由党委会评议，每年的名额只有两到三人。而村民一旦离开，那么此前的房子、奖金、股份则全部收归集体，村民的利益和企业被紧紧捆绑在一起。“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便是华西村的真实写照。
更为重要的是，家族式统治下，“庄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严重违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领导者拥有农耕文明下家族族长式的集权权力，不仅拥有董事长一般的控制权和经济支配权，甚至可以自己随意划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的所占比例。
有数据显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尽管这并非指其实际拥有的财富数量，但他们在集团党委、村委中身居要职，被认为处于华西村金字塔的顶端。
姑且不论外界对于华西村日趋家族化的管理模式的争议，单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说，高度近亲繁殖的企业必然削弱其市场竞争力。
其实，华西村的落寞并非是理想与现实落差造就的个例，曾经的“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如今已是被银行追债的“空心老倌”；曾经的“天下第一庄”大邱庄，也在转型后销声匿迹。这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明星村如同一颗颗流星般闪耀后而接连陨落。
04
从特殊性到普适性
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村，要么陨落、沉寂，要么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样板而存在，无法复制、无法推广，恰恰印证了其模式的局限性。
这也提出一个问题，即不论是企业，还是村镇，究竟什么样的模式是契合时代的？
在重工业时代，围绕某一个商品或特定产业商业价值的实现而形成的链条，完成整个产业的正常运作，便可保障企业的良性运转。正如华西村当年围绕钢铁，先后建起型材厂、带钢厂、焊管厂等一批企业，构建了钢铁加工产业链，并由此走上了钢铁致富的道路。
而在如今中国产业升级和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仅靠单一的产业链已经很难在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立足，而华西村近几年虽然也在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但却并未考虑到新旧产业之间的生态关联程度和协调能力，注定使其转型一波三折，例如投资优拜单车失败、投资稠州银行计划流产等。
在新经济背景下，成功的商业模式离不开生态化经济体系的构建。
如今诸多的特色小镇正是走经济生态化道路的代表，在产业布局上纵横交错，同时保证人才要素、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并充分流动，在生态化的模式下，以强大的“造血”能力为其自身发展注入生生不息的动力。
未来，不论是村镇还是企业，开放组织边界、跨界融合、整合资源，以生态连接的模式突破自身边界，突破内在的资源和能力的局限，方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精彩推荐
（福卡原创，欢迎转载）